五六个医生围在病床周围,来回给我检查了很多遍,最后的问题竟然集中在了我的头上。
“暮先生,暮小姐现在的情况不适宜直接手术。”一位头发发白的医生说,看样子像是这里面资历最老的。
哥等着他的下文,他便继续道:“暮小姐后脑受过重创,一直有淤血挤压着神经,贸然手术的话,可能会引起颅内血压过高,我建议,在进行那项手术之前,先将暮小姐头部的淤血处理了。”
“什么手术?”我问。
他们一直在说的手术是什么意思?我都已经康复了还需要做什么手术?
哥没回答,而是站在一边认真地听着医生讲述的情况,医生们也默契的没有回答我,继续讨论着相同的话题:不能手术,除非先做开颅手术,但开颅手术风险更大。
至于那手术室什么,没人明说,仿佛他们之间有什么暗语,且并不宜挑开。
半响,哥似乎陷入一种权衡之中,静默之后,等待了大概半分钟,他轻描淡写道:“直接拿掉。”
我震在那里,拿掉什么?孩子?
“孩子还在?”我不敢相信,因为这个月我的身体的异常反应几乎没有,而哥要打掉他为什么不是在一个月以前?
他似乎都不想再跟我说一句话,而是直接跟医生们商量起了手术的具体事宜。
“那就是有风险的,但是比起妊娠风险,现在打掉孩子是明智的决定,这是知情同意书,您先签字。”那年长的医生似乎早有准备,从助手手里拿过一份文件,递给了哥。
哥一项一项的看得仔细,整个病房里,仿佛我是个隐形人,又是这样的无视,不听我的发言,他直接为我全部做主。
总是这样,自作主张的囚禁我,自以为为我好的安排好一切,我似乎从来都毫无权利。
就像肚子里那个东西一样,生或者死,都任人宰割。唯一的不同,于肚子里的生命,他是死在陌生人手里;于我,是死在自己最亲的哥哥手里,额外捎带些伤感和耻辱。
这情绪一旦放大,忽然刺激了心中的逆反,甚至滋生了愤怒,而这种愤怒又是每秒钟呈倍数扩大,以致我迅速产生了剧烈地反抗。
“不行,谁都别想拿掉它。”我喊。
没有料想中怒气攻心的对抗,哥的口气非常理智又平静:“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”
“我也不是商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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